编者按：用“静静的战争”来形容当今国家间在经济实力上的角逐一点也不为过，国际竞争力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中国也把它纳入了“十五”规划。什么是“国际竞争力”？我们怎样提高国际竞争力？记者采访了部分政府官员、专家和企业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

　　本报实习记者沐清报道 四通集团总裁朱希铎结合民营企业的特点，认为从长远看，企业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朱希铎认为，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离完全国际化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这是一种“骨骼性”的差距，它包括：企业价值链的差距、核心技术的差距、治理结构的差距、运营机制的差距、管理水平的差距、文化理念的差距，等等。

　　21世纪是数字化、网络化的世纪，也是全球经济更趋一体化的时代。在中国经济更加广泛、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同时，民营科技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也步入新的阶段。这就是如何依照国际标准，全面地重塑和再造企业自身，把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中国公司，提升为具有现代架构和特征的国际性公司，只有这样，才有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可能。

　　国际化初期的概念较为简单，经营进口产品，担任外国公司的代理，与那些封闭循环的国有企业、土打土闹的乡镇企业相比，似乎就显得挺“国际”了，那时理解国际化即是国际贸易。当今，考虑国际化，关注更多的是自身，要努力使企业的机制、运行和市场表现全面地、真正地与国际对接。

　　认清差距，不等于悲观泄气，而旨在缩小差距，消灭差距，最终赶上。如何追赶？怎样努力去逼近全球赛场上的领跑者？朱希铎的体会是，关键要以一种不断创新的精神和态度，去应对国际化的种种挑战，做好自我改造、自我提升的大文章，对企业进行革命性的重组改造。第一、产权关系的重组。由于历史的因素，大量中国民营科技企业虽然经营自主灵活，却普遍存在产权模糊不清、所有者不到位的体制性缺陷，延续到今天，已严重阻碍了企业进一步的、健康的发展。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一个产权不清的企业，不可能成为IBM[微博]，一堆产权不清的企业，不可能建成中国的硅谷”。

　　其次是管理体系的改造。作为传统计划体制的叛逆者，民营企业不同于国有企业，但民营企业并非天然地等于现代企业。现实表明，许多民营企业治理结构落后，管理手段粗放，运营效率不高。即使一些从事最“高新”科技业务的公司，也存在着人治化、制约机制无力等现象，这与国际化的方向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民营企业在界定了产权关系的前提下，一定要努力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科学的内部治理机制，从投资决策、日常运营、资源配置、财务管理、收入分配等各方面，形成一套严密的、规范的制度和程序，以不断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现代管理学倡导知识管理，推崇团队模式，这些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尤其值得中国的民营科技企业引进、吸取。

　　再次是技术创新能力的积累。从零资产起步，没有国家投资的背景，决定了中国民营企业大都选择了贸、工、技的发展模式，并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但这也带来了我们开发能力有限，技术储备缺乏，企业发展后劲不足的弱点。

　　21世纪，在市场竞争随着全球化的加快而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从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出发，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打造自有品牌的拳头产品，显得越来越重要。为此，必须努力跳出“技术投入低——产品附加值低——赚钱少反过来无力搞研发”的恶性循环的“怪圈”，逐步朝着更多注重技术开发和创新的结构转型。这是我们民营科技企业升级换代，成长为国际大公司的必由之路。

　　为完成这一改造，企业无窍门可找，只能老老实实地通过时间、人才、资金的积累去实现自有技术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一过程也许负担是沉重的，但只要完成这个“技术启动”，企业从此可以进入一个高技术、高产值、高盈利的良性循环。最后是商业模型和市场策略的更新。知识经济的兴起和网络技术的普遍，不仅改变着人类的生存状态、生产方式和交易模式，并且催生着全新的经济准则和评价体系。而资本市场的空前发展，金融工具的极大丰富，更为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等途径迅速做大蛋糕提供了便利条件。中国民营科技企业需要从观念上、行为上适应这种变化和更新，从而最大可能地拓宽发展道路，从一个权力管理资源的模型，向最大限度、最佳组合资源的模型转变，从一个强力推销自己产品的模型向挖掘需求、推销服务的模型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