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复兴奥林匹克精神的顾拜旦强调，参加比赛的选手必须是业余的，不因为比赛而获得任何形式的报酬。这在上流社会为主的体育运动界是可以轻易获得认同的。但要区分一个运动员是不是职业选手却不容易。美国的吉姆·索普在1912年奥运会上获得了十项全能和五项全能的金牌，但是美国业余田径联合会调查后发现，他上大学期间，在参加大学足球比赛之外，还为美国棒球小联盟的球队效力过。索普因此被剥夺了业余选手的身份，也失去了他的两块金牌。

　　在本世纪30年代后期，体育教师被认定为不符合业余选手的条件。

　　杰西·欧文斯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取得的四枚金牌也曾经被美国业余田联扣下，因为有人说，他曾经跳过踢踏舞，而且还曾与一匹赛马进行过人马赛跑，他为此都拿了报酬。

　　挪威花样滑冰巨星索尼娅·黑妮在1918、1932和1936年的三届奥运会中都取得了花样滑冰的冠军，但是她想第四次参加奥运会的希望在她完成了一次商业影片的拍摄后，化为了泡影。

　　到了50年代，参加田径比赛的一些运动员私下接受比赛组织者或者是推广商的金钱，保持业余体育的纯洁性的努力越来越困难，当年索普打一场棒球的报酬只有25美元，而80年代的卡尔·刘易斯却可以拿到上百万美元的出场费和商业广告费，他成了以直言不讳的职业身份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人，1984年，在奥运会舞台上消失了60年的网球作为一个表演项目又回来了。

　　四年后，网球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奥运会的大门终于也正式向职业球员敞开了，NBA的百万富翁们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军巴塞罗那，领衔人物乔丹这样描述当时的景象：“天上直升机盘旋，大街上站满了球迷，他们高声叫着我们的名字，我们真不知道，这里还有这么多人认识我们。这感觉直是太好了。”

　　人们对业余精神的淡漠，与50年前真是大相径庭。曾经共同致力于保护业余理想的美国业余田径联合会、英国田径协会、美国大学生运动联合会以及国际田径联合会此时开始分道扬镳。

　　80年代美国大学生运动联合会也经历了大学运动员接受金钱和实物的情况，一些有名的运动员，尤其是一些篮球和美式足球运动员，在大学球队教练和学校投资人的鼓动下，跳级升入大学，却根本没有中学毕业的文凭。

　　1986年，美国大学生运动联合会公布了大学运动奖学金发放的最低标准。1989年，两家著名的运动经纪公司以现金和汽车为代价，套取大学生球员同他们签下今后职业生涯的代理协议。此举，后被判为非法。另有一些弄虚作假的大学被罚停止参加足球和篮球季后赛甚至整个赛季比赛的资格。虽然也有人呼吁，为了选手们考虑应该使他们可以接受训练补助、广告赞助费、比赛奖金，只需把这笔钱存入一个信用基金，等他们毕业转入职业后才能使用即可。但是，美国大学生运动联合会的初衷未改。

　　顾拜旦在创办现代奥运会时，就已经预见到了政治对体育的潜在威胁，他原计划所有运动员都必须是以个人名义参加奥运会。奥林匹克宪章也载明：奥林匹克比赛是运动员之间的较量而不是国家间的对抗。可是不久观看比赛的人就习惯于说美国、英国或者俄国赢了某个比赛项目，因为各种体育报刊都在以这种方式报道赛事，因此体育运动的所谓“国际主义”，不管多么温情脉脉，还是成为了国家间的竞争，而不是脱离任何国家关系的个人之间的竞争。

　　现代的独裁者无一例外地利用体育运动作为一种宣传工具，贬低别国抬高自己，这并不是巧合。千百万人中的少数个人杰出的运动才能，成了国家标榜实力强大的证据，这本身并不是体育的荣耀，却严重损害了体育本身。民主德国有计划为运动员提供药物以提高运动成绩的国家行为证明了这一点。

　　现代奥林匹克正在日益变得像个国际狂欢节，充斥了药物、丑闻和政治。很少有人知道，公元393年，罗马皇帝西奥多罗一世为什么要禁止奥运会。那是因为当时的奥运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斥着职业选手、赌博、行贿和其它各种欺骗行为的狂欢节。(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