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持续了近10年的高增长，有人认为，这与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适时运用手中大权对美国经济的恰当调节是分不开的。但也有人认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格林斯潘及其所领导的美联储所能掌控的，格林斯潘也许主要是因为运气比较好而已。由此，也产生了一大批与格林斯潘唱反调者—— 　　

　　全世界对美国经济的强烈关注是理所当然的。最近的资料表明，美国去年的GDP总量约为8.8万亿美元，占全世界的28.6%。同时，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今年6月份也承认，“过去三年来，在全世界富有国家的经济增长总量中美国几乎占了四分之三。” 　　

　　然而从大约两年前开始，就有美国经济是否会放缓或者降温的议论，到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争论就更加激烈：软着陆还是硬着陆？或者根本不会也不需要着陆？从去年6月份开始，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一连6次增加利率，今年5月份的一次增幅高达50个基本点。其目的当然是要给美国经济降温，其原因自然是认为美国经济已经过热。　　

　　这场大辩论的核心人物是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他在二位总统三次任上主持美联储，掌握着用货币政策来调节美国经济的重大权力。近10年来美国经济持续繁荣，成绩斐然。有人说他是“仅次于美国总统的第二位最有权势的人物”，华尔街竟有人戏称他为“格林斯潘总统”。在美国内外，许多人对他几乎奉若神明。他的意见和行动不但成为主流，而且被认为是经济智慧的最佳体现。　　

　　可是，我们也应该知道，他不是神明。在世界上，尤其是在美国，也有许多批评他的政策、跟他唱反调的人。有的人甚至怀疑他的真实能力是否有那么大，因为也许他在联储主政的这段时间也许正好碰上美国经济转型，处于一个新技术(主要是信息技术)导引的上升时期。对他所代表的许多经济理论和运作不表同意。　　

　　这些跟格林斯潘唱反调的美国人，有企业老总、工会工人，也有经济学家和国会议员。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对美联储这一、二年来的降息政策深表不满。对这些人的意见，我们有必要听一听。有道是“兼听则明”嘛。倾听不同意见，对我们认识美国经济的现状，把握其未来走向，将大有裨益。　　

　　焦点分歧：　　

　　美国经济是否过热　　

　　观察美国经济对联储政策的反应，可以看到当经济低迷时，对美联储降息的行动批评较少。而在美联储认为经济过热而不断加息时，批评则颇多。这里除了企业界和广大工人从切身利益和当前利益出发而反对降温的因素外，经济本身是否过热也是值得研究的。　　

　　的确，这段时间美国经济就像一堆熊熊燃烧的火。格林斯潘等人怕火势太大会出乱子，比如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要泼冷水压一压火势。可是从去年6月以来，每次升息25个基本点的“微调”一连数次似乎都无济于事，“火势”越来越旺。于是在今年5月，咬了咬牙，一次升息50个基本点。从6、7月的数据来看，效果好像也不大(这里是有争议的)。　　

　　格林斯潘的批评者认为，火势旺好得很，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因此担心是多余的。浇水压火势是错误的，因为信息技术推动的新经济发展正方兴未艾，浇水不小心会变成经济的“急刹车”，风险太大。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情况不明，认识不统一，美联储的困境是“停也停不得，浇也浇不得”。今年7月20日，格林斯潘在国会作证时说：“联邦储备委员会一直面临着复杂的各种挑战，怎样才能正确判断我们政策的走向，以保障美国经济持续繁荣。”并且在结论部分用他惯用的晦涩方式说：“……在事态看来影响我们繁荣的时候，调节利率；在事态需要的时候，缩手不动。” 　　

　　什么叫“经济过热”？用经济学家的话说，是“经济增长已经远远超过了它的潜力所能支撑的程度”。一个简单化的通俗说法是“经济总需求大大超过了总供给”。　　

　　但是批评格林斯潘的人们说，美联储只是把眼光局限在需求那一边，老是盯着失业率和工资的增长，老是盯着个人消费支出。美联储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年来美国技术革新和进步、创业努力的大发展。美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人为的、虚伪的”。　　

　　美联储对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的经济高速增长很不放心。但是批评者说，这段时间的高速增长有特殊的原因。去年为了防治电脑“千年虫”，美国企业和政府花了数千亿美元，并带动消费增加。亚洲经济危机使得美国在1998年和1999年部分出口有困难，生产有所停滞和萎缩。但是亚洲经济迅速复苏需求增加，因此美国经济也有相应增长。此外，石油价格上涨也是个不应忽视的因素。　　

　　批评者还举出历史的例子。他们说今天美联储的悲观主义者相信，美国经济正在重复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困境，那时通胀厉害，利率奇高，股指不前，失业严重。但是，他们不要忘记，60年代末以前，美国有足足20年的经济美好时光。　　

　　一位批评者说：“我们今天所经历的经济情况，与1865-1900年间很接近。”那时美国经济也发生着技术革新和进步引发的巨大变化。技术以制造业为主，当时财富的创造和就业机会的增加，现在看来好像不可思议。事实上，这段时间里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3倍。批评者认为今天的技术革新和进步才开始不久。这些新技术的产品要达到充分商业化，流到全民消费者手中得到充分使用，至少要10年至20年时间。即使在美国当年有近一半的成年人有自己的个人电脑，但也只有20%的人是因特网的内行。潜力还很大。　　

　　这里的批评者对格林斯潘等人作了有趣的比喻，称他们是“现代马尔萨斯论者”。1798年托马斯·马尔萨斯撰文说，食物的增长(算术级数)是有限的，而人口的增长(几何级数)是无限的。今天这些人“用对失业、股价、GDP和消费的担心代替了马尔萨斯对人口的担心”，怕经济繁荣会带来通货膨胀导致衰退。马尔萨斯低估了人类用科学技术生产食物的能力，今天的马尔萨斯论者对技术进步给予经济的推动同样认识不足。　　

　　格林斯潘与比尔·盖茨：　　

　　同在国会作证，观点却有不同　　

　　新技术对经济的推动，首先表现为促使生产率空前提高。是否承认和充分认识到当前信息技术对提高生产率的巨大作用，是一个关键。　　

　　今年6月份，美国经济中两个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在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作证。一位是给美国经济把脉下药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另一位是赫赫有名的新经济代表人物、微软主席比尔·盖茨。　　

　　格林斯潘过去在证词中几乎不提技术提高生产率的巨大作用，但在这一次他“有所进步”，但是他不相信生产率会有如此大的提高。他说，“劳动生产率增加总是有限制的”，也就是说每一名工人在一小时内的产出没有可能“异常增长”，言外之意是认为，批评者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夸大了。他认为，美国经济过去3年来每年GDP4%的增长实在太快，应该降到年增率3%的水平上来，这样才不致使通货膨胀抬头。生产率每年2%、工作年龄人口就业1%增长率，可以同GDP3%相匹配。　　

　　批评者反对他的“三、二、一”公式，认为他没有看到现实生活中的实证数据，生产率提高完全可以超过2%。而他的同事和降息支持者劳伦斯·迈耶尔则比他更退一步，认为这些年来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周期性质，因特网经济超出了应有的速度极限，看上去增加而实际并未增加。　　

　　《华盛顿时报》一篇文章说：“格林斯潘先生自己也承认，美联储暂时还不能把自己固定在某一个通胀目标上，因为政府用以判断通胀的指数有缺陷。”他常常承认“新时代”技术产出还没有在政府商务部的数据库中得到准确反映。达拉斯联储银行和费城联储银行都有人发表文章，指出政府未能抓住移动电话、个人电脑、软件和网络商业的生产率。不久前，德州大学一份最新研究报告估计，美国的网络销售已经达到3000多亿美元。“商务软件联盟”相信，软件销售起码已达到1400亿美元。在2000年，软件、数据处理和其它电脑相关的服务，对美国经济增长贡献率将超过制造业和服务行业中其它服务的总贡献率。拿出纸和笔来算一下，未能计入的4000亿美元技术销售占美国其它GDP7万多亿美元的5%。即使这当中有重复统计和其它重叠，也不难认为过去一、二年中，美国的真实GDP增长率至少少算了2个百分点(事实上，据今年8月1日的报道，1999年美国GDP增长率已修正为6%)。这就是说，美国经济是在按6%年率增长。意味着非金融的生产率增长(过去估计1995年以来在3%左右)可能达到5%左右。工人劳动报酬的总增长不会超过4%。因此同实际生产率增长速度比一比就知道用不着担心了，因为美国劳动大军收入的增长，低于生产率的增长。　　

　　对生产率增长的认识不足，一个原因是信息技术导致的生产率增长和过去不同。它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可以多次性发生。信息技术的扩散作用，使同一台电脑的产出，会因为有新的软件应用和应用范围扩大而继续有更大的产出。也就是说可以有递增效益。而传统经济学理论强调，资本货物如一架机器的投资，因机器使用寿命有限，产能只会递降，是日渐折旧的。　　

　　比尔·盖茨第二天在同一场合却说：“毫无疑问，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将继续看到，因使用这些新技术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趋势不变……我们只不过在这一进程的起点上。”一位格林斯潘的批评者说，比尔·盖茨本能地抓住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技术迅速发展的时候可以创造出繁荣的超长周期，跨越五、六十年。　　

　　这当中又提出了一个“资本深化”的概念。它指的是，由于对信息技术的迅猛投资，新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资本的增长比工作的劳动小时增长快。换言之，每个单位劳动时间的相关资本量大大增加。据统计，对电脑及相关设备的投资增加系数，1991-1995年间，年增16.3%；1996-1999年间，年增33.7%。对电脑软件投资的情况也差不多，都在二位数以上。“结果是在过去4年里，每小时产出平均每年提高近3%，而在此之前的20年中才1.4%。非金融公司生产率增长为4%，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在6%。” 　　

　　格林斯潘的批评者不相信美联储关于通货膨胀的说法，认为其错误一是数据有问题，二是判断的标准有问题。　　

　　在数据方面，批评者认为政府的物价指数有问题，尤其是消费者物价指数被夸大了。今年4月份，有批评者说，格林斯潘最爱使用的是“个人消费调整通胀指数”。该指数显示，去年第四季度是2.5%，今年第一季度上升到3.2%。但是不应看表面还要看实质，即消费者支出的调整通胀核心指数。今年第一季度年率为1.9%，与去年第四季度基本持平。而去年第四季度的指数也是低水平的，只是比1998年早期的1.2%略高一点。　　

　　另外一个重要之点是对信息产品认识不足。尽管信息技术投资比一年以前增加了24%，但信息技术产品的价格水平反倒下降了4%。这种降价的特点说明，不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威胁。　　

　　新与旧的碰撞：　　

　　传统分析理论是否仍有效　　

　　美联储中有不少人“信奉菲力浦曲线”理论，该曲线表明，失业和货币工资间存在着此长彼消的关系。　　

　　与此相关的凯恩斯通胀理论认为，“有效需求的增加，一旦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时，生产资源和劳动力都已得到充分利用，产量便无法进一步扩大。此时继续增长货币供应量刺激有效需求，就会引起物价同比例上涨，出现真正的通货膨胀。”由此便不难看出，为什么多年来美联储的信奉所在，只要看到失业率下降就神经紧张。　　

　　但是，批评者提出，美联储对“充分就业”划的一条失业率警戒线也在变化，过去是6%，后来是5%，今天似乎又倾向于4%，使人怀疑靠失业率来“把关”的有效性和准确性。批评者尤其指出，在今天激烈竞争和全球化的形势下，即使出现工资的上升，其影响也主要反映在企业的盈利上，而不是商品的价格上。换言之，今天的大多数企业已经难以通过涨价来转嫁工资成本的上升了。这一点应该适用各行业的公司，但是对传统产品的老牌大公司影响尤其明显。　　

　　批评者建议，用更有效的“东西”来取代“过时的菲力浦曲线”。这个“东西”就是来自市场的真实信号。　　

　　首先是债券的收益率，尤其是中长期品种的收益率，包括相关的期货合同。这些收益率和相关数据，反映出市场中千千万万经济活动者对经济的感受和预期。相应的还有黄金的价格，因为一旦我们有通胀预期，便可能购买黄金来保值，这样金价就会上涨。其次是信用质量差幅，即用Baa级和高回报(高风险)的公司债券的回报率，同信用质量最高的美国国库券十年期的利率相比较。如果利率差幅缩小则表示通货膨胀可能性缩小。当然，还有一个重要指标是美元本身的价值。　　

　　批评者举出了一系列相应的数据，认为美国目前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威胁，因而极力反对5月份美联储50个基本点的大幅升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芒德尔在曼哈顿研究所的一次会议上说，只要美元坚挺，既保持充分就业又不引发通货膨胀是可以做得到的。至于劳动力紧张的问题，美国劳工部长赫曼说，即使失业率到了3.9%，还说明有1300万人(其中大多数人应具有劳动能力)没有工作。她认为失业率降低是好事。许多批评者建议，美国可以延长退休年龄，让那些有工作能力而又愿意工作的退休者重新加入劳动大军，而不要用社会保险税率来惩罚他们。同时还可以进一步放宽移民的限制。　　

　　上文尽可能全面地介绍了对格林斯潘和美联储加息的批评，有助于我们“兼听则明”。但这绝不意味着批评者的意见是正确的而格林斯潘的政策行动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还难以下一个是非正误的结论。这反映在美国和西方的金融界、政界和学术界，也都没有统一的意见，常常是各执一端。　　

　　这里面至少有两个重大的分歧。　　

　　第一，当前对格林斯潘政策批评火力最猛的，主要是信奉供应学派、崇尚自由经济的人。他们对“新时代”经济繁荣大声欢呼，但是也担心这样的繁荣是否能够持续下去。于是列出繁荣的四大威胁。首先一条就是“错误的货币政策”，特别反对格林斯潘的“政府行为”——6次加息。第二是反对增税，主张减税。第三是反对政府控制和干预。第四个威胁就是贸易的独立主义、关门主义。这种思想的终极就是取消一切政府的干预和调控。　　

　　但是，客观一点看问题，即使在市场经济十分发达、自由化程度很高的美国，这种方法也是行不通的。任何经济的持续繁荣发展，一定需要有及时的动态平衡，不管是加息还是降息都是平衡的手段之一。　　

　　如果说经济学在这方面不能用实证的方法给予我们可靠的答案的话，那么在“新时代”、信息技术经济上的答案就更少。　　

　　对“新时代”经济持怀疑态度者远不止格林斯潘和他的美联储同事，美国内外的经济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也有公开发言对它怀疑的。当然，我们应该承认，怀疑论者手中的原理和数据是工业化时代积累下来的经验，比如如何计算GDP、如何计算生产率等等。到目前为止，按照传统的办法计算，的确难以得出“新时代”经济超常持续发展的结论。但是，这些传统的方法，哪怕已略有修正，是否足以反映在工业时代的经济，已是人们心中的疑问。　　

　　关于“新时代”经济的争论恐怕已经是汗牛充栋了，这里毋庸赘述。最近一篇外报文章说，“信息技术的发现会改变获取和传输信息的方式，会给劳动市场和教育体系带来重要变化，也意味着生产结构，尤其是市场化结构的明显改变。但是，制约经济活动的原则还将继续不变，技术的变化并不意味着那些指导经济的法则和概念的变化。”这后面一段话其实是对“新时代”经济支持者常见的批评。这些批评者应该是态度认真、学术严谨的，这在“新经济”过去十年中的波澜起伏中，他们的观念也得到一定的印证。但是，这毕竟只是十年。要真正认识新经济恐怕至少要50年，甚至100年。现在任何结论恐怕都为时过早。身负重任的格林斯潘的上策也只能是“以小变应万变”，对于风险和危机尽量采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　　

　　直面格林斯潘：　　

　　作者的观点　　

　　在考察当今美国经济中的格林斯潘“综合症”时，作为一种思考，本文作者有以下三个观点。　　

　　第一，目前以信息技术为契机和支撑的“新时代”经济，如果还能以相似的速度继续发展，那么我们就会不得不采取某种“新思维”来认识它了。比方产出，要计算生产率，计算GDP，都要考虑产出。“新时代”的产出，是否仍局限于实物化的，或者可以在交易中货币化的东西，或者改变传统的一次性或最终计算的观念。举两个小例子。现在一台电脑的售价是几年前的若干分之一，而其功能又是那时电脑的若干倍。如果只算电脑的售价，这样的计算合理吗？又比如信息的加工和传输，在工业化重物质的时代，它占的比重小，重要性也小。就算是一本书、一份资料，可以给人们传阅，但每次也只能有一个人使用。现在通过因特网或其它信息技术手段，可以同时阅读使用这个信息的人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这样的信息传输和加工的直接产出怎么算？间接产出就更难用传统方法计算了。因此，关于生产率和GDP的争论短时期是不会有统一的结果的。　　

　　第二，经济在高度电脑化、网络化的信息技术支撑和改造下，应该说信息流通的数量、信息处理的效率和信息传播的速度和便捷都是前所未有、难以想象的。这样一来，整个经济是否因此而成为一个几乎透明、高度敏感灵活的“机器”了呢？是否十分接近于“机器”所具有的客观理性了呢？主张市场决定论和市场万能论的人，恐怕比较支持和肯定这个说法，称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是“理性的繁荣”。但是，格林斯潘及其同事则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并非个人完全理性，不管他们掌握了多少信息。比如从众心理和跟风冲动，比如贪婪和胆怯，都会在经济活动的不同环节上表现出来，使这台“机器”也会有运转不灵的时候。于是有了关于“非理性繁荣”的批评。这方面美国有两次重大的教训。一次是80年代不少储贷银行因贪婪腐败过分投资而严重亏损，造成高达数千亿美元的损失。一次是198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差点破产，险些造成万亿美元的金融大地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公司的高级主管是诺贝尔奖得主，精通电脑的数学模型。千算万算还是没有算出俄国政府对其国债的“赖账”。因此，格林斯潘在这一点上是对的，即要密切观察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非理性”因素。　　

　　最后是当今世界的游资，数量庞大，流动迅速，对一国可以造成巨大冲击，也可以造成短期的繁荣。从宏观上看，二战以后和冷战以后，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创造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货币脱离了金本位，弹性比过去大得多。再加上若干金融工具的创新，都有可能形成资本的“放大”。巨额(据统计有十多万亿)游资资本在国际化和技术的支撑下，其流动造成的后果和流动的规律，可以说是世界金融机构和金融秩序稳定的主要课题。但是，对这股力量的认识不够，各国央行，包括美联储，与此抗衡的力量也不够。虽然美国经济是这个巨大游资流动的最大受惠国，但也引起一些人的忧虑。一些关于美国经济可能崩溃的吓人“脚本”，最重要的一条是大量游资离开美国，本来源源不断进来的资本也分流改道而行了。这集中表现在美国的股市、债市、美元汇率和企业兼并收购上。也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然，眼下美国经济中还没有这样的迹象。但是在对美国经济的繁荣和前景的研究时，却应该把游资的因素考虑进去。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能够“兼听则明”，就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把今日美国经济看成一个历史现象，把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看作一个历史性人物。(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周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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