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九九六年至二000年是中国的第九个五年计划，这五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凡的五年，也是改革开放力度很大的五年。在“九五”即将过去，“十五”即将来临之际，本社推出一组系列稿，回顾“九五”期间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敬希垂注。)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新体制需要经历计划经济的艰难蜕变。过去的五年，在两种体制的“胶着”中，计划手段发生了五大变化：

　　一是进一步完善了国家订货制度。在逐步减少指令性物资分配计划品种和数量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国家订货的范围，初步建立起一套包括重要农产品、农用生产资料和基础工业产品在内的国家统一订货制度，使订货成为国家调控市场的重要手段。

　　二是继续完善重要商品的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体系。从一九九五年始，国家对粮食、棉花、食用植物油、食糖、猪肉等十五种重要基础性或特需商品编制国家储备计划。在制定和实施国家储备计划的过程中，更加注意与财政、银行等有关部门协调好关系，提高储备效益。并根据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要求，适时增加国家投放，对市场供求进行调节，维护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三是完善了国家计划报告和信息发布制度。“九五”期间国家计委开始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中国宏观经济、产业投资等方面的信息。从一九九七年起，国家计委先后发布了中国电力、煤炭、炼油、乙烯、交通运输、钢铁和有色金属工业等方面的生产建设情况、市场需求状况、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国家政策导向，增加了宏观决策的透明度。

　　四是完善计划实施的政策手段。为扩大汽车消费，国家计委组织制定了《汽车消费及使用环境政策》，待进一步完善后报国务院批准；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国家计委、科技部联合制定了中国第一部引导高技术产业化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确定一百三十八个领域为今后两年中国高技术发展的重点。

　　五是更多地运用了法律手段调控市场，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九五”期间，先后颁布了《价格法》、《招投标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使计划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

　　据悉，随着计划体制改革的深化，计划职能的转变，国家计委正努力摆脱具体事务，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把计划工作的着眼点放在抓大事、抓全局、抓总量、搞好宏观调控上。

　　目前，国家管理价格的方式已发生了实质性改变，不再采用计划经济中那一套行政命令的办法。在社会商品零售环节，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仅占百分之五点三，市场调节比重已达百分之九十四点七；在生产资料出厂环节，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占百分之十六点二，市场调节占百分之八十六。

　　与当年政府统购统销，包办一切的情形相比，现在的变化可谓大矣。(完)(记者肖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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