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万科的王石是第一个用自己的智慧与原第一大股东事实上实现了“三分开”的上市公司老总——有人将此过程形象地称为“打开鸟笼”。早在1985年，那时深万科还未上市，大股东需要一笔外汇，往各子公司一查，万科帐上有800万美元，于是叫王石将钱划到自己帐上。王石当然不肯，大股东就一纸调令将王调走，但法律上的新任“老板”知道王石对万科的影响力，故称病不来上班。后来，王石整整当了三年的“不合法”的深万科董事长。现在看来好笑的是，深万科当初要上市时，坚决反对的还是第一大股东，最后是在深圳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深万科才得以上市成功。

　　深万科及王石的经历至少说明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三分开”在我国的确很难，即使在深圳这样的地方，也难；第二，行政干预势力太大，但是，由于行政部门的人员不是企业家，他们的判断(即使是完全出于公心、不受部门利益局限)相当程度上而言是偏离市场的；第三，“三分开”的反面是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反判，只要不分开、哪怕只是有“一分开”不清，上市公司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现代企业；第四，种种事实表明，现阶段大股东仍然是我国证券市场资金的“抽水机”，根源就在于“三分开”不彻底。

　　“三分开”难，难在哪里？笔者接触过大量上市公司，总结一下，大概有这么一些阻力。首先是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受大股东绝对控股，而大股东又受政府行政部门控制，相当部分国企“老板”还是有行政级别的“官员”，他们是由组织部任命，所以这些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实质上是由行政部门、甚至是党委组织部门控制，大股东的最高领导于是成了这些上级部门的代言人。其次，习惯势力。内地企业，比如一些报告上说自己已经“三分开”的上市公司，其实还是未分开。据笔者了解，有些大型“小社会”型企业，他们控股的上市公司虽然称自己已经“三分开”了，其实上市公司只不过是大股东的一个车间或一个很小的部分，无论从地理上的有形的还是从心理上无形的方面来看，上市公司不过是大股东包围下的一小片“孤岛”，这样的上市公司要实现“三分开”几乎是不可能的。再次，由于某些个人利益使然。笔者采访过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他的名片上写的头衔有上市公司大股东的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还有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整个一个“一手遮天”，要让这样的企业实现与上市公司的“三分开”简直是他“天方夜谈”——除非，先让这位最高领导与相关企业“分开”。归根到底，“三分开”的难点就在于四个字：既得利益。

　　对已经上市的公司的“三分开”将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这是笔者对这个问题的基本判断。但是，除了积极促进历史问题的“三分开”之外，应该制定法规，让拟上市公司的“三分开”务必在其上市前彻底解决——对主板市场如是，对未来的创业板更应该如是。将来的创业板民营企业将占到相当比例，其中有部分不是整体上市，也存在“三分开”问题。倘若这样的企业“三分开”不彻底，股市是否会成为一些个人的“提款机”？这样的话，结果将更不妙——以国企为主的主板市场，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是国企，从理论上讲，中小股民的钱被国企大股东“抽走”，肉还烂在锅里，反正都是“全民”的嘛；但是，如果被“抽走”的钱合法地流到少数人的口袋里，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将被改写为“财富积聚功能”，这可能是谁也不愿看到的——相信有关法规的制定人员肯定是考虑到这一点了。愿创业板市场的“三分开”问题在公司上市之前都得以解决，相信历史也不会再重演。

　　“三分开”不分开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真的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而它又的确象被冰冻的稀粥一样坚硬。但是，再硬的冰块也必须被融化——哪怕是稀粥结成的。(本报记者/李映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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