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学界对我国经济普遍持乐观的看法，其中的一个根据就是，通货紧缩趋势开始缓解，物价走势止跌转升。你如何评价这种估计？

　　杨帆：如果把通货紧缩理解为价格持续下降，那么可以说，通货紧缩的趋势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1994年以来，市场价格下降了25%，已经很难下降，但是要上升也很困难。以钢材为代表的生产资料价格，以彩电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价格，都因为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而难以上升。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价格，今年上半年与国际价格接轨，不能再上升；以粮食为代表的食品价格，棉花价格，都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如果说大多数基础产品价格都高于国际市场，那么就说明汇率可能是高估的，不贬值就难以摆脱市场价格持续下降的趋势。

　　记者：最近价格问题为人们所关注，比如，彩电价格战。一些垄断行业的价格问题，也是舆论关注的焦点，像汽车，电信等，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帆：垄断价格还有非常大的下降空间。农村电价一度一元钱，农民如何使用家用电器？国际长途话费高于美国8倍，如何发展新经济？高价飞机票打击旅游。房地产和药品的中间环节和税费，占到成本的60-70%。至于汽车，则因为重复建设面临大降价大改组。垄断价格过高，减少了社会实际的货币总需求，居民支付了较高的垄断价格，就会减少一般消费，造成市场价格的下降。

　　大幅度下调垄断价格，是摆脱通货紧缩，扩大居民需求的主要办法。我国出现生产过剩，供给超过了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大家都呼吁，要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特别是农民的收入，这是一种永远不会有错，但是很难有实际效果的呼吁。靠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会继续扩大两极分化，居民收入的提高只是名义上的，实际收入和相对收入还可能降低。为什么不能以降低垄断价格的办法，来提高大多数城乡居民的实际购买力，让大多数人得到实惠呢？

　　记者：靠降价启动内需？

　　杨帆：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反过来也调整供求关系，高价格抑制需求刺激供给，低价格抑制供给刺激需求。各种商品价格和数量互相影响的程度不同，价格弹性有高有低。我说的这几项，价格弹性都是高的(大于1)，就是说，数量变化的幅度大于价格变化的幅度，价格下调可以刺激居民大量增加购买，不仅是购买垄断产品本身，还会产生连带效应：农村电价的降低可以刺激农民购买家用电器，飞机票降价可以刺激旅游，住宅降价可以刺激家具和装修业，通讯费用的降低可以刺激信息产品的购买，从而全面启动内需，带动经济增长。

　　我的结论是：中国进入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通货紧缩型经济增长”时期，在通货紧缩中保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大幅度降低垄断价格，更加会刺激经济增长。至于经济增长是否已经出现“拐点”，未来1年将是关键时期：出口同比增长速度将逐月下降，净出口将下降。国内需求的上升取决于投资：政府投资的持续，效率的高低，民间投资是否能够跟进。

　　记者：垄断价格为什么居高不下？价格下调的阻力来自那里，是企业自身，是部门利益，是政府的不当管制，还是其他原因？

　　杨帆：以部门利益进行解释是最自然的，但是难道政府管不了直属垄断部门的定价吗？更深一步的解释，是垄断价格的构成不合理，把应该由政府财政无偿投资的部分也打入成本，比如机场建设费，电话初装费，手机入网费，城市基础设施的大配套费用，实际上是政府将自己应该担负的投资功能，打到价格中向消费者转嫁，等于强制消费者向这些行业投资，但是又没有承认购买者的产权。经济学家们不是要求“明晰产权”吗？首先应该为广大城乡居民争取产权的明晰。

　　理论上的误导，是将市场经济的利润原则错误地引进基础部门，如果真的要求它们自负盈亏，那么动物园门票可能涨到100元，地铁门票涨到80元。基础部门大多数承担社会职能，为市场经济创造投资环境，不可能自负盈亏，而需要财政补贴。在我国改革过程中出现严重的偷漏税，政府没有能力以财政收入进行投资，就通过高价格实现积累和投资功能，这是基础部门和垄断部门价格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

　　记者：对垄断价格太高的不满可以说由来以久，降起来看起来很难，那么，大幅度下降的可能性有多大？

　　杨帆：既然政府部门将投资功能向价格转嫁，造成了垄断价格居高不下，那么将投资的折旧部分从产品成本中剔除，价格自然会降下来。除去投资部分，还有许多收费项目，也应该清理。至于垄断资源所造成的“制度成本和腐败成本”，比如炒地皮，药品和工程回扣等等，更应该彻底清除。经济日报曾经刊登过北京某房地产公司的文章，言北京市三环以内的地皮，已经炒到每平方米2500元，这是开发商拿到手的价格。药品价格中“制度性成本”竟然占到70%，包括各种税费，特别是医药合一的体制，政府和社会没有钱建设医院，由医院自己开药房，高价卖药来补偿医院的建设投资。我再引证最近一个材料：

　　“电信、电力部门因垄断违法收费近50亿：1998年以来的两年内，电信行业向全国用户违法收取资费21.7亿元，电力行业违法收取27.4亿元。今年3月，国家计委会同国家电力公司发出《关于开展全国电力价格检查的通知》，对1998年以来的电力价格进行检查。截止到5月底，从2637个单位查出价格违法金额27.4亿元，已实行经济制裁6718万元。”

　　如果能够清除这些乱七八糟的成本，垄断价格下降50%，难道会有问题吗？

　　记者：对电信收费过高的批评可以说是今年的一个热点。

　　杨帆：我们可以举上网的例子，据国家计委秦海博士的计算，综合考虑每小时收费，上网速度等指标，中国的上网费是美国的一万多倍，这个估计可能偏高，但至少也有1千倍。而中国的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只有美国的5%。

　　记者：刚才你讲到民航，这个问题十分突出，中国民航在机票要不要的打折问题上，一直举棋不定。

　　杨帆：我在许多会议发言和讲演中，都说可以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旅游飞机票“打三折”，经常引起听众大笑。他们为什么笑？一是听了解气，二是感觉不可能，一笑了之。我国1997年以前飞机太少，票价急剧上升，1997年以后设立了28家航空公司，进口数百架大型民航客机，飞机又买多了，大幅度降价是必然的，以“打折”等形式已经降价30%-40%，但乘客并没有显著增加，民航收入反而下降，就是说价格没有弹性，于是民航又取消了打折，这等于宣布10年之内不让普通居民坐飞机，民航因此在1999年增收8亿，但是对旅游的影响可能有80亿或者数百亿，如果能够把旅游飞机票降低70%，并要求各单位安排倒休，家庭旅游几乎立即就能够发展，用不着什么“滞后期”。

　　为什么必须把飞机票降低70%以上才能够启动旅游？因为旅游一般需要全家人去而不是一个人，飞机票贵了，居民承受不了。这涉及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我国自1998年开始的需求主体的转换。过去拉动中国经济的主体，第一是外国人(中国出口的需求方)，第二是单位购买力，第三是富裕阶层，他们的购买力几乎饱和，而城镇居民买不起住宅和汽车，农村居民买不起家用电器和汽车，这是“总需求不足”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因此，“价格弹性”理论在中国不是失灵，而是有收入分配悬殊的特殊障碍，需要进一步大幅度降价，价格弹性的作用就可以显现出来。

　　记者：有人建议，垄断行业可以通过上市把价格降下来，你认为这个建议可行吗？

　　杨帆：垄断部门大幅度降价，一直到能够适应普通居民购买力为止，价格肯定大大低于成本，正常亏损部分，应该由政府财政补贴，整顿税收是根本措施。也可以将垄断部门改组合并后上市，以出售国家股份的钱，全部补贴价格损失，价格不就降下来了吗？在股份制改造中关键是改变体制。比如电力体制，目前是五大电力集团，7家独立省公司，七，八块独立电网的封闭运行模式。5大电网没有联网；区，省自求平衡导致严重的自我保护，市场分割和局部的高度垄断。审批制下的“高进高出，一厂一价”的电价政策，造成多种电价，差别过大，电价过高，应该尽可能联网。民航则应该将28个公司合并为3个。以后才能够进行股份制改造。

　　记者：靠上市改制一直是争议很大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是“圈钱”，因此不足取。

　　杨帆：为什么要以出售国有股份的形式，由股民来承担政府投资的费用？这也是目前情况下“不得已求其次”。反过来说，政府也必须以各种政策支持股市长期走牛。我的建议是放弃上市公司30%的国有股不再上市，一半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在股市中直接运转，一半向股民无偿配售。这是政府放弃国有股的收入给股民的好处，同时将垄断部门的投资在股市上收回。搞的好可得到政府、股民、垄断部门改制“三赢”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