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在许多方面都是冷战后全球经济发展中一个具有阶段性意义的事件。尽管它发生在资本主义的边缘而不是腹心地带，但是，它是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两极体制崩溃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扩张即所谓全球化的时候发生的。一种看法认为，它表明全球化进程有再次使世界分裂的危险，不是东西方那样的制度分裂，而是南北方的贫富悬殊造成分裂。确实，在联合国会议上，在不结盟国家会议上，在非统组织等地区集团会议上，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我们听到对全球化越来越强烈的批判，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批判，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以失败告终，未能启动新的一轮全球贸易谈判，会议期间发生了反对全球化和世贸组织的群众骚乱。今年二月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第十届大会在曼谷召开，更反映出一种意向，即推动全球经济发生新的转折。

　　资本增殖的生产过程向全球扩张

　　众说纷纭的全球化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同义词，它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本亦即资本增殖的生产过程向全球扩张，这一趋势早在资本主义世界七十年代的“滞胀”危机之后就已开始了。七十年代以前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了三十年的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依归的所谓“有节制的资本主义”，或者说依靠政府干预的资本主义。“滞胀”危机导致“撒切尔(英国首相)革命”和里根(美国总统)支持的“供应学派”的兴起。实行私有化，强化自由放任的市场体制，在国际上推行贸易投资自由化，让商品、服务、资本自由流动。总之，为生产资本的全球化扫清道路。崇尚市场一如过去崇尚政府干预一样，成为强劲的潮流。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促使它向非资本主义地区寻求出路。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终于使资本主义的这一新发展形成了全球的规模。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八十年代在拉丁美洲出现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已经力图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纳入市场的轨道。其要点是：发展和利用市场、实行大规模私有化、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减少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政府支出分配视收益大小而定、汇率具有竞争性和可预见性；等等，换言之，过去那种自力更生、依靠政府力量和不同牌号的社会主义方式搞建设的发展战略，基本上给否定了。

　　加强全球治理纠正市场弊端

　　可是，正当市场高唱凯歌之际，视为范本的依靠市场推动的东亚发展模式却爆发了战后最严重的危机。于是，对市场机制的非议日益强烈。市场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却不能保证收益的公平分配。全球化的好处大部分为发达国家掠去，发展中国家面对严重的威胁，陷于危机或困境，全球的贫富差距拉大。因此，要纠正市场的弊端，必须针对全球化的形势加强全球治理。去年十二月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是“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之争，但并未争出结果。今年一月的世界经济论坛打着“新的开始；改弦更张”的旗号，也因为光临会议的克林顿要求论坛毫不含糊地重申“对市场开放矢志不渝”而无法真的改弦更张。

　　今年二月的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通过《曼谷宣言》和《行动计划》，实质性的内容不多。贸发会议秘书长里库佩罗(RUBENSRICUPERO)发表了一篇闭幕词，对会议不能形成一个“曼谷共识”以取代“华盛顿共识”流露了无可奈何的情绪。他引用英国工党政府财政大臣布朗(GORDONBROWN)的话说：“事实证明它(‘华盛顿共识’)已不足以对付全球化带来的动荡和挑战，我们需要找出一个二零零零年的新模式。”里库佩罗指出，两极体制崩溃后，发展中国家面对的战略抉择是接受还是拒绝结合到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单一的贸易和金融关系体系中去，如果非结合进去不可，又应具备哪些适当条件。他强调，资本主义易于发生爆炸性的金融危机，因此对于无节制的资本主义的限度需有实事求是的估价。他认为：在全球行动尚不足以防止体制的不稳和风险时，对资本流动的管制还是必要的；与全球化并行的自由化措施也应谨慎而有秩序地分阶段进行；收入分配和贫穷问题是全球化进程所绝对不容忽视的，解决这些问题需有明智的政府行动，市场和政府都是人类合作的机制，必须认识政府和市场的运行都要有道义的基础。显然，里库佩罗的结论是仍然需要政府和市场两种机制并用。

　　历史的发展好像又步入新的一轮争取社会正义的较量，印度商工部长马兰(MURASOLIMARAN)在贸发会议上说，社会主义(在前苏联东欧)的失败并没有消除穷人的呼喊，从贫穷的痛苦中必然产生有关正义的新梦想。难道十多年来对于市场的美好期望真的要落空了吗？难道冷战后的全球化进程真要发生新的转折？

　　全球化加速发展中国家经济调整

　　问题的焦点在于：全球市场运作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能否靠恢复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来解决。批判全球化的一部分人认为必须如此，因为要消除贫穷只有采取刺激需求也就是说采取扩张性的宏观政策才行。可是，形势已经变了。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得以盛行，原因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只有进行从上而下的调整才能避免从下而上的崩溃。通过“福利国家”等措施刺激需求的宏观政策果然导致资本主义将近三十年的稳定繁荣。七十年代后之所以非变不可，则是因为利润率的下降使资本不能继续扩张。于是在向“福利国家”制度开刀的同时促使生产过程国际化、信息化，资本主义又经历了一次调整。现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率大致已回复到六十年代的水平，生产力在发展，贫富差距的拉大是调整过程中的现象，与战后争取恢复时期的情况不一样。简单地回到过去的政策而不顾及调整的需要，岂能解决问题？

　　一九一二年，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在她的名着《资本积累》中曾说，资本主义可以靠向非资本主义空间的扩大而生存，直到空间用尽，危机到来。年已九十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保尔·斯维西一九九七年就此指出，今天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提出一个新课题，即资本主义靠空间的扩大能否长期生存并繁荣？他认为卢森堡的论断是资本积累过程导致的结果，全球化不过是现象，问题还是取决于资本主积累过程是否有继续发展的余地。我认为，资本增殖过程的全球化正是资本积累过程的新发展。两极体制的崩溃为资本主义的扩张提供了广阔的非资本主义空间，因而也为资本积累过程的新发展创造了条件。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乃是这一空间经受资本主义改造出现的问题。资本主义全球化要求把改造进程继续下去，不容走回头路。它只会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开辟新路。

　　【□陈鲁直--作者为中国前驻丹麦、冰岛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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