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后保护降低，外来竞争加剧，令加强产业发展以提高竞争力变得更为迫切。另一方面，又有对“入世”后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生产基地的憧憬，这个理想能否实现的关键亦在于产业发展的能力。成功的产业发展离不开生产优势的发挥和政府的支持，但在这两方面仍有不少争议，必需认清情况才可避免决策错误因而拖慢发展。

　　对于生产优势，一种常见的理论认为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实而资本相对紧缺，故“入世”后扩大开放引致市场互换：中国可占取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同时开放市场给予国际的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品。事实上目前中国的对外经贸关系已经形成上述的国际分工格局，问题是今后如何，这格局将进一步发展还是会有改变？

　　“市场置换”的国际分工格局势必改变

　　现在很多论者都同意低档劳动密集加工业的增长潜力有限。原因是供过于求的情况趋于严重。出口需求既受市场饱和及发达国(特别是美国)的经济状况影响很大，又经常受到反倾销及其他形式的保护措施所限制。供给方面，已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以低成本优势加入竞争，但更严重的是地区性贸易组织带来的威胁。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中较落后的墨西哥，便有更好的条件成为该区的低档出口加工基地。这情况在纺织品方面已表现出来，对内地(包括香港厂商)向北美的出口形成很大的竞争压力。在欧盟的边缘地区如土耳其甚至巴尔干半岛等都会演变出类似情况。结果是低档加工业利润趋下，经营环境日益艰辛。香港厂商在内地的三来一补及投资等业务更受到夹击，除上述问题外还有内地企业日益强大的竞争能力和优惠政策的逐步侵蚀等隐患。

　　故此内地企业，特别是港商企业的长远的唯一出路是实行转型，即提高生产档次和转向较高增值、技术及资本密集度的生产。它们不能再单靠劳力丰富的低成本优势，要积极培育新优势来促使生产上台阶。当然，中国由于人口多而收入低，今后长期间劳动力丰富仍将是重要的优势。但这必需与人才、技术及基础设施等方面加强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和有助更多行业的发展。例如造船业，劳工成本低的优势还要配合建造技术、部件开发以至船型设计等方面的能力的提高。中国正朝这方向发展，但还要加快步伐才可更全面地承接由发达国转移出来的造船业务。

　　从上述可见市场交换的现行格局必需改变，而且也将会改变。中国经济的结构正在调整，如素以低档出口加工闻名于世的珠江三角洲正步入第二次工业转型，迈向较高级的加工业(见笔者本报六月十六日文)。几年前江泽民南巡深圳等地发出进行第二次创业的指示，回头来看更觉高瞻。目前中国正推行科教兴国和科技兴贸等政策，和积极支持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显示了推动产业升级换代的决心。故在实践上中国已否定了停留于“市场交换”的国际分工形式，而是以推动转型来争夺更上层的市场。

　　从理论层面看“市场交换”也过于简单化，它停留在短期的静态平衡思考，只有增长而无发展，忽略了经济的动态变化如结构调整、优势转移和洪彼得式的破旧立新等发展过程。中国“入世”后，因短期内不可能大幅提升效率及改变结构，会令目前的市场交换格局有所深化，但并不等于这情况要成为政策目标及发展方向。如“入世”把中国凝固在低级劳动密集型态的生产上将是可悲的结果。反之，“入世”若能推动优势创新及生产转型，才真正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

　　制造业加速转型的四个因素

　　中国要成为下世纪的制造业生产基地也非加快生产转型不可。除上述低档加工业前景有限的因素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重要因素：

　　�良庸ひ盗鞫�性很大，能来也能去。如果其他条件跟不上，单靠劳动力丰富留不住企业。如东莞清溪是台资电脑生产基地，但近来出现企业流向江苏的趋势，正清楚地反映了这个问题。这是在国内流动，但如情况合适完全可流出国外，令国内产业出现逆向发展。低档生产可流往其他发展中地区如越南、柬埔寨及孟加拉等，较高档的则可往东欧等地。

　　�辽�产及技术水平要不断上台阶才可吸引更高级的制造业和提升出口的产品层次。如果不是中国已建立了一定的飞机工业基础，九十年代不可能接到麦道及波音等公司的飞机装配及部件生产任务。目前有一些产品如轮船、汽车部件及信息电子产品等正值国际产品周期的转移时期，中国若能提高水平，将有不少新的机遇。现实是锦上添花的，你好了人家才会来。

　　�林泄�多项产业正面临断层式发展的制约。无论生产规模或产品水平都已开始感受到潜力的极限，要进一步发展便要向上游关键部件及材料等的生产伸延，因而要掌握有关的核心技术，否则大批下游生产将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难于长期保持竞争力。这种情况影响面广，欠缺的核心技术，包括电脑的处理器，网络的路由器，手机、家电及其他电子信息产品的晶片，和光纤的预制棒等，故影响包括了新经济的基础行业。最近内地一些手机厂便因关键部件入口来货不足而令生产受制，充分显示了在没有掌握核心技术时下游生产的被动性。相反，关键技术的突破可带来广阔的生产发展空间。中国的LINUX操作系统软件的开发成功，有助开拓自主的软件及电脑产业体系，为打破微软[微博]等的垄断创造条件。如果第三代手机的中国制式发展成熟及在全国选用，对中国未来的信息产业更可带来突破。故此当中国掌握一批核心技术后，再配合其他现有优势，将可如虎添翼，奠定新兴产业生产基地的地位。

　　�痢叭胧馈焙蟊；そ档停�入口或外资企业大量涌入“卡位”，国内企业若不及早加强实力，便只好让出市场或成为大型跨国企业的简单加工生产附属单位。低级生产的断层发展型态若凝固下来，将令中国更难发挥后进优势来追赶先进。

　　推动转型须政府主导

　　总之形势迫人，推动转型的政策任务日益紧迫。转型中政府的角式非常重要。远在七、八十年代国际经合组织便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问题进行广泛研究。东亚如日、韩、台、星、马等地对转型的实践成绩尤为突出，其经验被称为东亚发展模式，特点之一是政府主导，在一段长时间在西方传颂。但金融风暴后，西方又有不少把东亚模式说得一无是处的评论，认为东亚神话已经破灭，有的更认为风暴证明了英美ANGLO﹣SAXON的商业文化最为优秀。自然，这类看法在国内也有不少跟风性的追随者。不过，也有较清醒的论者看到在风暴后东亚各国的政府主导情况无大改变，在一些领域如支持科技发展等还有所加强，而且多项因应风暴影响的改革都是在政府引导下进行。

　　无疑，金融风暴暴露了东亚模式以及政府主导的一些具体做法的问题。特别是政府─银行─企业间密切关系所形成的政企不分情况，与中国公有制的政企不分殊途同归，起源不同问题则一，都要大力改革。政府主导并非必要以官商一体的形式来实现。与此相关的许多问题如金融体系监管不足，政府行为不当及企业过于冒进等，与中国有不少共通点，均显示微观机制有缺陷必需改善。不过这些也同时是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随发展水平提高逐步缓解。

　　另一方面，金融风暴也突显了政府的重要角色。首先，不少地区的政府对控制危机起到积极作用。除引导必要的经济改革的调整外，如马来西亚及香港政府等更在关键时刻采取了非常的紧急应变措施来冷却投机，减缓冲击。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主导下产业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对帮助经济渡过危机起到重大作用。产业发展带来的实力及基础，在经济受到冲击后起到稳定和推动复苏的作用。如台湾因经济成功转型并走向高科技产业发展，特别是信息产业发达而趁上新经济浪潮，受影响较轻。韩国亦因其重工业基础不俗，凭借贬值及调整等带来较好的竞争力，第一个在风暴后实现经济的大幅反弹。就是日本在较长期的经济低迷中，其制造业出口仍保持强劲，显示竞争优势仍在，问题只出在内需上。如无出口支撑，日本经济的表现将更为差劲。

　　事实上，相对落后的地区因建设所需资源不足，政府全面计划、调度资源及组织生产以推动发展的功能不可或缺。故此金融风暴只会引起对政府主导的改革而非其消亡。今后，经过改良的政府主导形式将为东亚发展提供更佳的推动，令东亚模式在风暴洗礼后重生并更上层楼。若中国不加紧改革发展，将不但不能趁上东亚复苏的潮流，经济实力还会在地区比较中相对滑落。

　　东亚产业发展模式的成功的另一佐证是它还传染到北美，令美国也仿效起来。九十年代美国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效益已是众所周知，但更为特别的是九三年开始，由总统挂帅的名为PNGV超级汽车发展计划，组织了多个政府部门、研究所、大学及各大汽车公司出钱出力合作攻关。这项被美国人誉为可媲美登月计划的行动，其目的明显地是为了争夺全球汽车工业的领先地位。这项目反映了美国产业政策的重要转变：之前美国政府大都是靠太空、核子及军事等计划来推动技术及产业发展，并通过军民并用等措施来令民用产业得益，很少大规模地直接插手民用产品的研究开发。

　　由此可见九十年代美国产业政策有“日本化”的苗头。但这并不显示美国的不济，反而显示了其优点。美国的长处不在于建立了最好的商业文化，而在于能不断优化这种文化。美国的自由开放使之善于吸收各国的长处，其注重创新又可令吸来的东西更为完善。以前美国主要是吸纳欧洲文化，现在可能已开始吸纳一点东亚文化。故此，东亚反过来吸纳一些英美商业文化的优点也是必要和合理的，特别是在政企分离、法制完善而透明公开、决策民主科学及关注政策的公平公正等方面，有不少值得借镜的地方，正好补偿东亚模式的缺点或不足。

　　总之，各地文化交流，包括政策思路的交流是发展的自然规律，在全球化下更将加快。要反对的只是“一刀切”的观点，即全面否定东亚模式及政府主导，或全盘接收英美的商业文化。中国必需立足国情，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及过渡经济的特点，再揉合东亚及欧美模式的长处来开拓自己的发展策略。　　□赵令彬【作者为汇丰中国研究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