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名研究生回乡调查

　　一份有关中国下岗工人生活现况的“第一手”调查报告，近日被递交到社会保障部。调查由北京师范大学100名研究生自发进行。他们在今年春节期间回乡探亲时，义务完成了这次调查。

　　发起人──政法系学生李瑞说：全国除港、澳、台、西藏等地区外，20多个省市的千余名下岗工人接受了这次“面对面”的调查。可以说这是已知大陆民间对此问题所做的调查中，地域范围最广、最直接的一次。

　　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学生干部说，当他们贴出海报，招义务调查者时，应招的人很多。这说明大学生对下岗问题相当关注。事实上，许多应招研究生自己的父母，或者兄妹就是下岗职工。

　　调查结果尚未公开，但社会保障部传出的信息是，该部有意据此调查对已经实行数年的再就业工程予以重审，作为未来决策的参考。

　　重工业基地下岗工人较多

　　中国的老工业基地──东北三省，是下岗工人最为集中的地区。

　　一位辽宁籍的学生石伟先，在家乡沈阳做的调查报告这样描述道：“寒冬中的沈城，随处是积雪、坚冰，然而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依然挡不住人们走向街头，摆起各自的生意摊。大年的第二天，在各区、街道的集贸市场，到处站满了卖水果、糖酒的小贩，我挨个去问，惊讶地发现他们的身份全都一样──下岗工人。”

　　据这名学生从当地劳动局得知：沈阳市共有670万人，目前下岗工人已逾百万。

　　轻工业地区也不能幸免

　　在轻纺工业较发达的安徽省，下岗纺织女工王华英收到一份问卷。她在工作15年后下了岗。现在每月靠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128元为生，与她在同一工厂工作的丈夫也同时下岗。这对“患难”夫妻说，自己三十好几的成年人，为生活所迫，有时还要向60多岁的老父老母伸手。

　　合肥市劳动局再就业办公室主任，告诉前去调查的学生说：合肥11家纺织企业，10家破产，几乎是全行业溃散。

　　下岗情绪有波动

　　和下岗工人进行了第一手接触的学生们说：目前各地下岗工人的情绪确有波动。很多人在填写问卷时，对当前有关政策表现出程度不同的不满，尤其是那些年龄在40岁左右的下岗工人。据了解，这个年龄段也是中国下岗人员最集中的部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生于五、六十年代。

　　这一代人年幼时，在中国连续3年自然灾害中品尝过饥饿的滋味，读书时期，遭遇文化大革命，大部分人只接受了中学教育；文革结束后，他们服从分配，走上了也许并不合适自己的岗位；改革开放的今天，他们又因减员增效纷纷下岗。

　　一位43岁的北京下岗女工说，她觉得自己是被牺牲了的一代，辛苦工作几十年，人到中年，却突然成了家庭和社会的包袱。不少下岗工人都表示，他们多少有被“扫地出门”的感觉。

　　当事者正调适心态

　　调查者发现：下岗者虽有怨言，但心态正趋平和。在陕西咸阳做调查的学生田清说，老百姓不希望乱，因为他们知道，乱，只能让自己的境况更糟，稳定才有机会。她的一位调查对象对她说，“社会发展到这一步，我们可能必须要过这一关。”

　　还有一些调查者还发现，失业者一方面牢骚满腹，另一方面也承认，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出现失业人口是难免的。他们大都不赞成中国退回过去那种僵化和封闭的时代。

　　再就业面临的问题

　　参加调查的不少学生反映：他们听到、看到的下岗工人，下岗后并不积极再就业。这些人经常在劳动服务中心门前闲逛，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当然不能不管他们；还有一些人在家里坐等，盼望有朝一日工厂活了，再回到原来的岗位。

　　学生们还了解到，目前的再就业措施尽管安置了许多下岗工人，但方式单一，僧多粥少，效果不那么理想。

　　在自谋职业方面，下岗者多半都从事“小买卖”。这种初级的“第三产业”，受市场波动影响很大，随时都有自己解雇自己的危险。报告中列举了哈尔滨市第六建筑公司的一名下岗女工，就是每年夏季卖4个月的水果，其他的8个月就呆在家没事干。

　　社会保障有待加强

　　百名研究生，几乎都提到了“社会保障制度”。目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并不如人意。个别地方，下岗工人甚至领不到最低生活保障金。沈阳市人大常委副主任陈素芝承认，失业保险金的征收很困难。

　　这位担任着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女士所提出的一份议案，与研究生们的想法不谋而合：尽快出台《失业法》。调查者们建议：以法律形式强制征收失业救济金税，以免社会保障制度变成无源之水。

　　调查者提出的建议还包括：

　　──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失业救济与退休工人的养老保险。需以法律形式强制其尽快施行，这是当务之急。

　　──国企改革要纵深进行，尤其是体制方面的改革刻不容缓，只有搞活企业，开辟新的就业点，才是帮助目前的下岗大军，以及未来下岗人员的根本办法。

　　──严厉惩治腐败，对因为贪污而导致企业亏损的企业家绝不手软，百姓最不能接受的就是“穷庙富方丈”、“方丈一跑，和尚遭殃”。

　　──进行专业化的技术培训，提高国民素质，减少未来因为知识原因被淘汰的下岗者。